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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媒介特性”与“数据实践”:基于媒体的“校园跑”

  • 发布时间:2020-02-11 05:13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重大项目“数字移动时代的都市媒介行为与地理空间:基于跨数据平台和信息可视化”(复旦大学信息与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项目编号 17JJD860001。

      随着可穿戴设备和运动类APP的迅速普及,一场“‘量化’运动(‘quantified self’movement)”正在形成和发展(Lee,2014)。“量化(quantified self)”也称为“追踪(self-tracking)”,是指定期收集、记录、分析有关自身的数据,从而达到监测、管理、优化及生活等自反性(reflexive monitoring)目的一种活动。在追踪中,数据使我们成其所是(you are your data)。通过可视化技术,量化使人类在医疗保健、情绪、健身等方面的行为数据可视化,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调适。

      不仅是一种“技术(technology of the self)”,也是一种“数据实践(data practice)”。以“实践”的概念观之,数据便成为了“活生生的数据”(lively data)。追踪也可以更进一步被看作是一种“产生数据集合(data assemblages)的数据实践”。一个“集合”(assemblage)是由人、、实践、观念、话语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Marcus,2006)。这种“数据集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由许多以数据生产为核心的行动者组成(Stuart,2016),如、商业机构、用户、技术、软件等。

      在Lupton关于追踪的研究中,人和的因素都成为数据实践的行动者。技术的因素也添列其中。但问题是追踪技术如何能成为行动者,其又在诸多行动者中发挥何种作用。从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媒介理论”入手,或许能给我们以。

      梅罗维茨(Meyrowitz,1994,2009)提出“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的概念,其认为每一种媒介都具有自己的“媒介特性(medium characteristics)” ,这种“媒介特性”是“媒介效果”产生的重要原因。沿着这一思,我们应该关注不同的追踪技术的“媒介特性”,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从而促成了相应的数据实践。

      本研究以“运动世界校园”APP为例,来分析“媒介特性”如何促成相应的数据实践。“运动世界校园”是由浙江万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专门针对高校学生的运动软件,目前已被国内很多高校采用。其旨是“改变高校运动模式,让运动有‘记’可循”。其能够量化学生的跑步运动,有三种跑步模式,分别为“模式”“随机终点模式”“约跑模式”(如图1所示)。在跑步过程中产生“‘即时数据”,从而“让运动可以监管”。最终“‘计入成绩,让学生重视运动”。这一软件也采用“游戏化”的设置来鼓励学生跑步,养成跑步习惯,进而增强身体素质。

      “运动世界校园”突出的媒介特性是技术、空间、身体三者的共同在场。媒体将用户的身体、媒体自身与用户所处的空间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体,不可分割。这种“媒介特性”使特定空间中个体日常身体活动的数据记录便利化,这也是众多跑步类APP的“工作原理”。我们在讨论基于媒体“媒介特性”的数据实践时,应该注意,具体场景中的数据实践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共同在场的技术、空间、身体都有其特殊性。正是特殊因素的交织和互嵌,促成了具体场景下的数据实践。

      GMY高校位于广东省,2017年开始采用“运动世界校园”对大一、大二的学生进行体育考核。2018年3-9月,采用滚雪球和公开招募的方式,对GMY高校大一、大二学生在体育课中使用该APP的20位学生(其中10位男生、10位女生),5位体育老师(男教师2位,女教师3位,其中有一位是主管这一项目的领导)进行了深度。此外还使用学生账户,多次亲身参与这种跑步活动,进行了参与式观察。

      本研究试图回答:在GMY高校这一具体场景的数据实践中,“运动世界校园”的技术、空间、身体共同在场这一“媒介特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又是如何将诸多人与的因素联合成为一个数据实践网络(人的因素包括体育老师、学生、软件开发商等,的因素包括手机、学生的身体、“运动世界校园”APP、校园跑步空间等)?促成了何种数据实践?在下文中,首先,我们从运动世界校园的媒介特性出发,认为运动过程中空间、身体、技术共同在场的特性,使数字设备实时记录了特定空间中身体的运动情况。教师得以借此“凝视”学生,督促学生的日常身体锻炼;其次,我们深入探究了运动世界校园媒介特性的三种元素如何相互勾连。在此过程中技术、空间、身体互嵌、互融,促成了一种复合空间中的跑步活动;最后,我们关注学生如何利用运动世界校园的媒介特性来“作弊”、逃避“凝视”。其采用的“战术”主要表现为使“身体不在场”。总之,从经验材料出发,本文试图在中国场景里具体化数据实践不同维度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在理论方面,我们试图从媒介技术出发,将“媒介特性”与“数据实践”相勾连,凸显、阐释技术在数据实践中的作用。

      在这一部分我们追问:“运动世界校园”的何种媒介特性,促使基于“运动世界校园”的跑步活动(即“校园跑” )成为新的体测形式?总的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运动世界校园”、学生的身体、校园空间的共同在场,使软件实时记录了学生在日常跑步过程中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呈现了学生跑步的相关情况;其次,“运动世界校园”了学生的跑步线、速度、里程等;再次,在每次运动结束,学生需将这些数据提交给给软件运营方审核,合格后才能够计入有效成绩。这使体育老师能够通过数字化、数据化的方式“凝视” 学生的体育锻炼活动(即校园空间中的身体活动),从而督促学生进行体育锻炼。

      在运动类APP中,空间不仅仅为人们提供了跑步的场所,其也是数据生产的必备因素。“运动世界校园”就是这样的一种应用,使用之前必须手机的GPS功能。这样身体所处的实时便通过移动设备及相关应用准确地被记录下来。

      在跑步过程中,“运动世界校园”并不是一种如测量身高、体重、血压、步频等数据实践中的“技术+身体”的模式。其记录的是特定空间、特定线中的跑步行为。只有在指定的空间、线中的跑步行为才能够算作是有效成绩。因此,我们说“运动世界校园”是一种媒体,是“身体+技术+空间”的模式。这三种因素在数据生产的过程中必须紧密、同步结合在一起,缺一不可。

      GMY高校的体育老师对于“校园跑”的评价大都是正面的。老师们大都认为这种“监管” 能够督促学生自觉养成体育锻炼的好习惯,这才是大学体育课真正的目的。

      “运动世界校园”对运动的方式有所。“运动世界校园”APP为学生提供三种跑步方式,分别是“跑”“随机终点跑”和“约跑”。“跑”类似于咕咚、KEEP等跑步软件,记录跑步的里程及轨迹,对于学生跑步的线、速度、时间并没有明确的,但因为其不计入考试成绩,在对象中几乎没有学生使用这种跑步模式。像吴同学的跑步爱好者,平时大多用KEEP、咕咚等知名的跑步软件。“随机终点跑”和“约跑”是可以计入考试成绩的,也是学生们经常用的两种跑步方式。但定点跑和约跑都、速度、跑步时间的。

      这一软件了跑步的线。在跑步过程中,必须经过三个点,一个必经点,两个随机点(可以从系统中显示的七八个中选择)。校方对每学期计入成绩的有效里程是有的,男生及格成绩每学期是六十公里,女生是四十公里。其中,每天能够计入期末成绩的里程男生是1.5公里,女生是1公里。在每次跑步活动中,里程不足,不能计入有效成绩;多跑,也只能计入1或1.5公里。

      软件会跑步的速度,以防用走或者骑自行车代替跑步。此外,这个软件在跑步时间方面也有一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定点跑的时间是在6:00—22:00,约跑的时间是在18:00—23:00。约跑只能在晚上进行,22:00之后如果想完成校园跑的任务,只能约跑;其次,1或1.5公里的跑步活动,必须在5-10或5-15分钟内完成,跑得太快或者太慢都会被算作“跑步异常”。GMY高校处于热带地区,白天很热,大部分同学都会选择太阳落山后跑步,一般是晚饭之后,或者晚课之后。

      在一般的量化的数据实践中,监管者是个人。但在“校园跑”中,监管者除了个人之外,还有校方(以及软件运营商)。Lupton(2016a)将追踪分为五类:“私人化的追踪(private self-tracking)”,指自愿的、出于个人目的所进行的追踪;“式的追踪(pushed self-tracking)”,指在他人鼓励下进行追踪;“社交化的追踪(munal self-tracking)”,指为了将自己追踪的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与他人分享,而进行的追踪;“被动式的追踪(imposed self-tracking)”,指在他者“”下不得不进行的追踪;“探究式追踪(exploited self-tracking)”,指个人数据被他者公开或秘密地使用的追踪。

      “运动世界校园”通过将身体运动数据化的形式来达到“记录成绩”“让运动可监管”的目的。通过“运动世界校园”这一媒体,身体和以多重方式被空间化、数字化。数字化追踪技术促成了一种数字监督文化(a culture of dataveillance)。同时也促成了教师对于学生“凝视”。

      这一部分,我们认为在“校园跑”这一数据实践中,基于“身体-技术(作为媒体的‘运动世界校园’)”这一人机复合体,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相融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复合空间”。这一复合空间反过来又影响了身体本身的活动及铭刻。

      在“校园跑”中,通过手机界面的中介,校园的物理空间和“运动世界校园”中的虚拟空间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复合空间。这种“复合”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物理空间通过交互界面,将自身的相关情况“投射”到运动世界校园这一虚拟空间中,如校园中的道、建筑、绿地等信息都呈现在数字界面中,并随人的身体的移动而实时变化;另一方面,虚拟空间中的相关信息,又重新定义了物理空间,如运动世界校园界面中的必经点、随机点等信息,使相关物理空间在“校园跑”这一数据实践中具有了新的意义。

      身体、技术、空间这三种要素在“校园跑”这一数据实践中相互勾连,共生、共存。在田野过程中,我发现在“校园跑”这数据实践中,产生了与复合空间紧密关联的“另类”身体活动,如“边看手机边跑” “重跑”“受的膝盖”等身体活动。这些身体活动充分体现出了身体、技术、空间三者间的紧密关联。

      在数字中,我们的身体是一种“铭刻”(sensory-inscribed)身体,即影响(即具身)的因素,既包括身体所处的社会文化,也包括数字化、物质化的媒介因素(Farman,2012:47)。在这里数字技术成为一种重要的铭刻形式。具体到数据实践中,经由数字设备所产生的数据成为铭刻的重要途径。个体借此技术具身空间、调节身体活动。

      在“校园跑”这一数据实践中,学生在实体空间运动的同时,需要频繁关注虚拟空间中的运动轨迹及相关运动数据。这种经由媒介技术的铭刻,使学生不断根据相关信息调整身体活动。因此便形成了“边跑边看手机”的特殊场景。

      作为一种铭刻,虚拟空间中身体的运动情况及相关数据,使人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了实体空间中的身体运动及空间信息。技术设备的失灵会影响人们的具身活动。在“校园跑”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定位不准确”。于是,为了获得有效成绩,学生便需要“重跑”。比较特殊的是,校园跑是一种被“凝视”的“被动式追踪”。虚拟空间中的跑步活动及其记录,是一种对实体空间跑步活动的确证。也就是说,数据这种铭刻的形式,在这一语境下又增添了新的意义:其不仅影响人们对跑步、跑步活动的,同时需要被当作“”呈献给校方。这种铭刻形式如果失败,则会对跑步行为产生很大影响。在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这也是同学们对这个软件的最大不满之处。

      空间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这在以往的学研究中被忽视。空间,即人造,能够支持或者公共空间中各种类型的生活(盖尔,2001/2002:10)。

      扬·盖尔(Jan Gehl)将户外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社会性活动,其认为当户外质量良好时,自发性活动的频率增加。与此同时,随着自发性活动水平的提高,社会性活动的频率也会增加。在本案例中,跑步空间的相关因素,如面状况、灯光照明、网络信号等组成的空间,对于人们的跑步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复合空间中,一方面学生需要按照虚拟空间中的规划线完成跑步行为,另一方面学生的身体运动又受到物理空间相关状况的影响。因此便产生了一种复合空间中的矛盾:物理空间不适合跑步,但虚拟空间规划的线又使学生必须经过这一物理空间。

      麦同学(A001)是G校区大二的学生,不太喜欢运动,身体瘦弱,她说自己是易受体制。她对学校的很不满。她喜欢跑距离宿舍比较近的线。但这些地方面不太平整,有些地方还堆放了一些建筑材料。照明也不是很好,一上只有稀稀疏疏、光线较弱的灯。所以麦同学两个月内摔了四次,的时候见她左腿膝盖处还有疤。

      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认为上下坡对于膝盖大。那些不爱运动的同学,对于上下坡的看法似乎不大一样。比如,大部分同学都不喜欢上坡,因为太费劲。上坡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是用走的。那些不太关注运动损的同学,倒是很喜欢下坡,因为省力,跑起来比较轻松。

      在过程中,我们发现喜欢运动的同学和比较宅的同学都普遍有作弊行为。遵循德塞托的日常实践与战术理论,我们认为在“校园跑”中,学生采取种种“实践的方式”,即“战术”,反规训。这种战术具体表现为种种作弊手段。这一作弊行为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藏匿”身体、使身体“不在场”的“战术”完成的。总的来说,这些“战术”都是通过充分利用运动世界校园的“媒介特性”完成的。

      在媒体中,成为信息的前提条件。因此在种种反规训“战术”中,较为突出的是使用各种虚拟定位软件。学生说这是“通过虚拟来跑步”。在此过程中,身体已经完全脱离了媒体所在的空间。跑步这一行为通过更改“必经点”和“随机点”,在移动界面上得以完成。在这一虚拟跑步的过程中,无论是空间还是身体都是虚拟的。这样,媒体的“媒介特性”就被打破,身体、空间都缺场,只剩下被的技术本身。

      软件设计者为了防止作弊行为,对有效成绩的跑步速度进行了。但这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学生依然可以更改骑自行车、骑电动车、走的行为,来适应这一软件所的有效成绩的速度。如以较慢的速度骑自行车、电动车,走时加快甩胳膊的频率,这也能够“达标”。在这一“战术”中,媒体中用户的身体、空间、技术都是在场的,只是其中的身体已经并非跑步中的身体,而是电动车、单车上的身体、行走的身体。

      不懂虚拟定位技术、没有电动车和单车的同学,也发明了步行时加快甩手的频率、接力跑等作弊的手段。接力跑主要集中在H校区,因为其跑步线只有足球场外围跑道一条。H校区某女生宿舍,就经常使用这两种作弊手段。

      在这一策略中,学生并没有虚拟定位软件、电动车、自行车等技术形式,其完全遵守软件的相关跑步规则,但却“偷梁换柱”让他人拿着自己的手机跑,这样就创造了特定空间中不在场的身体。情侣和“好基友”间的代跑比较常见。让他人代跑还成为了一种“生意”。

      当然,软件开发商会采用多种措施,防止学生作弊。“运动世界管理员”在“运动世界校园”公告栏中发布的《处理作弊数据通知》:

      为广大学生提供的良好运动氛围、消除负面影响,系统最近在持续清理作弊数据。其中一台设备登陆三个以上账号、一个账号登录三个以上设备将判为作弊数据、账号异常及操作轨迹异常。将被判定为疑似作弊行为,在此设备登录过的账号有重大作弊嫌疑,平台将重点跟进此部分账号的跑步数据,一旦查实,将联合校方严厉惩处!

      防止作弊的手段除了对于跑步速度的、防止一个账号多次登陆(一个账号在多个手机中登陆,会被视为作弊)之外,比较典型的是“作弊榜”。如果作弊被系统察觉,就会登上作弊榜。作弊被抓的次数越多,在作弊榜中的排名越靠前,会被全校使用这一软件的同学看到。虽然对象基本上都不愿意登上作弊榜,但他们依然会“小心翼翼地作弊”。吊诡的是,大部分学生并不觉得登上作弊榜上的同学是“的”。反而觉得“好玩儿”“刺激”。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在作弊,只不过有人作弊手段、比较倒霉而已。

      根据Lupton对于数据实践的定义,数据实践包括数据的生产、收集、应用等形式,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数据生产者一方面受到追踪技术的规训,在其范围内进行数据的生产活动。体育老师通过追踪技术间接“凝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活动。“凝视”的内容是身体在特定时间、空间中的身体活动。但这种“凝视”是有局限的。因为,者“凝视”的是数据。而这些数据究竟是如何生产的,凝视者则不可得知。学生利用这一漏洞,创造了多种数据生产策略,进行反规训。这些策略巧妙地利用了媒体的特性,集中表现为“藏匿”身体,使身体以各种方式“不在场”。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媒介技术(尤其是媒介特性)如何促成了相应的数据实践。作为媒体的“运动世界校园”具有身体、技术、空间的同时在场的“媒介特性”。“校园跑”是一种“被动式追踪”,在此过程中身体与技术的互嵌促生了一种“复合空间”,这一复合空间同时又影响了身体的铭刻、调节了身体的相关活动,如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线、速度、里程等,以及“边跑边看手机”“重跑”“受的膝盖”等跑步实践。与此同时,“校园跑”方便了教师对学生日常锻炼的“凝视”、规训了学生的跑步行为。但是,相关的技术因素又为学生作弊提供了可能性,这主要体现在使跑步过程中的种种与身体相关的、使身体“藏匿”“不在场”“战术”。总之,在GMY高校这一具体场景中,人与的因素通过“运动世界校园”这一媒介技术相互勾连,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数据实践。需要提及的是,在“校园跑”这一数据实践背后,确实存在着种种的因素,如校方、软件运营商对于学生及其跑步行为的控制等等。但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如何促成了这一进程,如何参与进了学生“校园跑”这一数据实践。

      本文从技术出发,强调技术在数据实践中的作用。这是实践径的题中之义。在以实践为导向的社会理论中,作为中介的物的因素,被置于重要地位。“实践是由人类活动和类的活动构成的……研究实践的理论家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设想实践是具身的、是以各种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人类活动。”(夏兹金,2001/2010:4)这种实践的径在Lupton所提出的“数据实践”这一概念中有充分的体现。Lupton(2018)认为,追踪技术的可供性对于人们收集和阐释数据具有重要的影响。Lupton(2016b)指出“变化”的概念是追踪过程的核心,数据是被不断地再生成、再阐释的。这种变化源自诸多行动者间的互动。这其中就包含了媒介技术。也就是说,这种“变化”是与媒介技术密切相关的。我们也可以从从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媒介化”的视角来看这种数据的“实践”或“变化”。夏瓦认为,媒介本身便具有双重性,其“在不同的技术语境下介入人际交流互动,同时也将媒介建构为半自治的制度”。这里所谓的制度“指涉现代社会中稳定、可预测的构成部分,其形成特定生活领域、特定时间和地点中与活动的框架。”(夏瓦,2013/2018:25)夏瓦“媒介化”概念中的这种“制度”,是与梅罗维茨所谓的“媒介特性”紧密相关的。夏瓦(2013/2018:23)认为:“媒介化的结果取决于语境,也取决于媒介的特质。”可以说,梅罗维茨“媒介特性”的概念,阐释了这种“制度”形成的原因。承接这一概念,我们或许可以将“数据实践”引申为一种“媒介化数据实践”,试图强调媒介技术在数据实践中的作用。按照“媒介化”的子来看,媒介本身可以促进、并型塑与行动。那么,不同的媒介技术所中介的数据实践必然不同,这是“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的追踪技术所激发的数据实践是不同的,其所勾连、中介的行动者网络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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